有了这些的人，一定能是健康而长寿的。

　　钱学森虽然终身致力于物理学研究，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艺术、人文情怀的大科学家。他的堂妹钱学敏说，钱老在20世纪90年代与她通信时常常谈到“大成智慧”等哲学问题，他的观点独到而深刻，给她的学术研究以启发。

　　钱老爱书。采访过他的记者都知道，他的家居陈设简单，但每个房间都有一面“书墙”，钱老说，即使90岁高龄，他也每天坚持读书和做研究。

　　钱学森尤其爱好音乐，他在少年时便是有名的铜管乐手，当年在交通大学校园里，钱学森参加了交大的铜乐队，毕业时拿到奖学金就去买各种唱片。当然谈到音乐，就要说到钱老的“家庭音乐教师”——他的夫人蒋英女士。若干年前，钱老在一次颁奖仪式上说：“蒋英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熟悉了各种中外名曲和世界乐坛的风格流派，他特别喜欢巴托克和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欣赏巴托克音乐中潜伏着的那种执著的刚强。

　　钱老和夫人相濡以沫数十载，不善言表的钱老却在一次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夫人的感激和恩爱之情。钱老说：“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五年间，蒋英同志管家，她是做出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决不能忘。”这一番肺腑之言令在场主人无不感动。

　　钱老德高望重却从不居功自傲。钱老的家人讲到这样一件事，一位75岁的菲律宾老华侨写来一封信，回忆起她50年前与回国途中的钱学森在马尼拉轮船码头的一席谈话。

　　华侨问他为什么想回到中国?他回答：“我想为仍然贫穷困苦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钱学森反问华侨做什么工作，她答是高中老师。钱学森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但这位华侨却说：“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当时钱学森这样回答她：“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

　　这是钱老真实想法的写照。因为要做“蛋糕外的糖衣”，这位泰斗级科学家在晚年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原来，钱学森在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由于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他就主动请辞。

　　可是，他放下的是头衔，坚持的却依旧是他热爱的事业，94岁高龄的钱老仍为中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殚精竭虑。去年3月，他在病房和工作人员谈到创新人才时说：“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